北京正从方方面面落实“爱国者治港”，重中之重是创建严密的筛选机制，让“反中乱港”者出局，确保每一位参选者以及当选之后的表现都坚决拥护中央和建制。由于谁是“爱国者”完全由其委任者决定，所以标准可能偏狭，致使香港及内地都有人怀疑，未来稍有自由意志者恐怕都难以过关，极可能造成人才反淘汰，而沦落为“爱党者”治港。

中共之所以要“完善”香港选举制度，关键在于认为近年政治乱象揭示了现行机制存在隐患，唯有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“港人治港”，在香港依照中央意旨施政和有效治理，才能使“一国两制”的实践沿著正确方向前进。为此而大大扩充选举委员会的规模和职能，同时创建一套全流程选举资格的审查机制。换句话说，由于认定大多数港人根本不明白“爱国”的标准，没有能力筛选爱国者与乱港者，所以无法信任这个多次发生反中央暴乱的边陲城市，而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扼杀各种可能威胁其全面管治权的风险和隐患，另一方面还要加强香港人的爱国教育。经过国安法的颁布和选制的调整，香港简直回到“训政”时期，离民主目标越来越远。

港人普遍认为北京的“爱国”标准失之严苛，可能无异于“爱党”，如果强行将其跟“爱党”等同起来，则事实上不仅将和“港独”及泛民主人士“割席”，恐怕也会和多数港人分道扬镳。选举新制出炉，象征央港互信跌落谷底，过去几年的政治抗争与社会动荡让北京感到多数港人离心离德，所以非用重重关卡约束“反中乱港势力”不可。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，除了要归因于北京及香港当局长期误判民情，香港的泛民主派也责无旁贷，因为他们始终与破坏繁荣稳定的“揽炒”派与推翻中国主权的“港独”关系暧昧，不愿明确割席，北京担心他们也成“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”，并非出自疑心病。由于无法遵从国家主权安全底线，所以自认的“爱港者”无法被北京确信为“爱国者”，反而将“爱党者”标准套用在“爱国者”的衡量上。

北京出此计策其实也是最后的选项，其他路子走不通才走这条险路。5年多前，当时的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就在报刊发表题为〈以制度自信推进有香港特色的普选〉的署名文章，指出：“香港的一些政治力量和人物也才能知所趋避，逐渐调整政治立场，以实际行动寻求与中央政府的政治互信和良性互动，从而谋取自身发展的更大空间。”奈何事与愿违，一厢情愿的政治诉求无缘获得香港社会及泛民派的正面回应，导致央港关系愈来愈紧张，近一年更丧失回旋余地。

按照北京的标准，所有民主派几乎都是“反中乱港”势力，斗争成为正办，任何统战都无必要，因此团结对象的圈子越画越小，未来愿意或者获准循著体制参政者必然也局限于建制派人士。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虽说中央仍旧判定“香港社会绝大多数中国公民是爱国的，站在爱国者对立面的是那些少数反中乱港分子”，但未来被认可的“爱国者”，有可能是只少数人。

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出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，香港建制派纷纷鼓掌称好，他们基于个人选举竞争压力大减而附和，没有选举纠葛的内地学者有人却当头棒喝：“中央不要忠诚的废物”，这个诤言确是一矢中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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